作为一家事务繁忙的世界商业银行，坐落浦东的花旗银行上海分行每日来往的单据数不胜数。近年，正常事务之外，职工们还得学会一项“新事务”———抵挡为旧日军阀、“国军”将领讨要所谓留传巨额存款的人们，虽然这些存款一次又一次被证明纯属捕风捉影。
尤其是最近有人宣称要为故去70多年的贵州军阀讨款的工作，更是闹得沸反盈天。据悉，此事已引起两地警方重视，正着手相关查询。
供职于花旗银行20多年的我国区总代办处行长助理钟敏敏称，他从台湾调到大陆10年来，处理了上百件相似风云，可谓不胜其烦。“我是做银行的，不明白江湖上的工作。”他说。
“7月15日，记者见到了一张特别的存款单。在存款主人的署理人邵连华先生北京的居处，记者看到……存款单的签发日期是1941年4月7日，金额为2．5亿美元……存款人为金娣女士，存款地址是新加坡金城道分行转存纽约总行……
“这笔巨额存款的主人金娣，曾是上个世纪20年代末至30年代贵州省军阀、贵州省主席周西成的机要秘书……1941年日本占据新加坡前夕，周西成将其存款2．5亿美元的继承权交给了金娣……这以后，因为其时我国战乱频频，金娣作为这笔巨款的专一主人曲折躲藏，终究隐居于我国南方的小山村。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，美国政府冻结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在美国的悉数财物，金娣白叟的这笔数亿美元存款也被冻结在美国。
所谓周西成巨额遗产的音讯传到贵州，敏捷激起周西成后人及当地史学界强烈反响。
周的嫡孙、贵州省书法家协会副主席杨霜和记者说，周1926年任贵州省主席兼25军军长，1929年便战死于黄果树大瀑布邻近，怎么能在1938年和1941年两次将巨款交给别人存往花旗银行？
周的儿媳、贵州省政协常委杨瑞芝指出，周身边就没有机要秘书。并且，周年代的贵州尚很保存，女人参加工作的基本上没有，遍查一切文献，也未见任何有关“遗产”案主角、“女机要秘书金娣”的文字记载。
关于“3亿美元”这一数字，周的另一个孙子周振纲着重：“按其时比价，1美元约合两个银元，1个银元约有7钱2分重，价值3．5亿美元的银元，算下来有2．5万多吨！在没有现代化公路、铁路的条件下，这样大规模的产业搬运，谈何容易，而国内报章文献竟然没有记载，简直匪夷所思。”
据悉，2000年8月，媒体就曾竞相报导———原高级将领黄伯韬后人宣称，黄于56年前在花旗银行新加坡分行存入价值5000万美元的黄金珠宝，现在连本带利达1亿多美元。
谁知，有关组织验证这些凭据时，却发现，其索款署理人出示的最主要凭据，竟然是发行的一张面值5000万元的法币！按其时物价，仅能买一碗面条。
花旗银行我国区分行公关部传讯主任郭晔和记者说，2000年前，讨款者一般都是先小心谨慎地电话探问，用传真发来所谓收据样张，让银行承认线年“黄伯韬存款”工作之后，上门追讨现象便多了起来。
“偶然”的是，这些“奥秘存款”往往都有一段古怪的故事布景，有异乎寻常的凭据，或宝盒寄存，或黄金打造，主角则简直均由旧时军阀、要员之类扮演；交涉中，奥秘的“主人”从不出面，但见能言善道的“朋友”、“家人”上蹿下跳。
钟敏敏以为：“大多数手法适当低劣，对银行事务和有关前史稍有知识即可看出错误。”
比方，有人手头拿着1942年至1945年间开具的花旗银行新加坡分行凭据，实际上，此一时段该行因“二战”封闭。适当多的这些凭据上英文单词、银行标识漏错百出，乃至花旗银行名称为汉语拼音。
再比方，上世纪40年代，“四大家族”中最赋有的宋家，财物也不超越1亿美元，而花旗银行1902年创立时本钱才50万美元，到三四十年代不过1000万美元，哪能有这么多“大客户”？其时花旗银行在我国的分支组织只做存款事务，不接受黄金、珠宝之类什物保存，也没有汇票之类凭据。
一位法律界人士忧虑，我国参加WTO后更广泛地进入的世界金融组织，是否会更多地遭受这类江湖故事？
“金娣”托付其署理追款的“授权书”上注明，“金娣”居住在湖北省大冶市保安镇。可当地派出所户籍警3次将“金娣”两字输入微机，均显现“无此人”。
该所担任的人介绍，“周西成存款”当地早就有人搞。为此，武汉市公安局曾将主犯“白毛”（本名熊安军）收审3个月。
刚好，在邵连华供给的一份资猜中，记者得知熊与邵同为这笔“巨款”的“取款署理人”。
记者在南畈熊村找到了熊安军家。熊不在。多位乡民辨认了记者手中由邵连华供给的“金娣”相片后，证明这是本村五保户石天心，生于1920年。
在大冶市公证处，徐长渠主任说，有关2．5亿美元存款一事1996年便查出是捕风捉影。
末端，徐想起1996年与熊的一段对话————“你信任巨额存款这件事吗？”“我知道是假的，但通过这么多年，故事越编越圆，现在连我自己也信任是真的了。”
